一个事先张扬的谋杀犯。结构上之所以早早亮出底牌，是因为今村昌平所要刻画的不是结果（一如杨德昌在片名就揭示少年杀人），而是可怖的作案过程：他没有详细的计划，在通缉的高压下，却仍处在不紧不慢的生存状态中，气定神闲地扮演另一种人设。所谓“《红杏出墙记》”，如果“我”指的是杀人者，那么“复仇”就清晰地指向父亲：儿子的第一个精神偶像（父亲）受辱，背叛了男人立足的根基，而家庭内宗教的禁锢又让欲望被长久地压抑，于是男人的精神世界彻底垮塌——用这种精神分析法去构筑津严的动机，其实相当陈旧且无力。结尾一句“你只能杀死你不恨的人”，又让弑父的动作彻底破产；最后父亲和儿媳抛掷罪人的骨头，超现实的定格揭示出一种悬浮/搁置的状态，也是这部电影最大的问题所在：它拍的是极变态的人性，但从始至终没有完成深入、彻底的反思。